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政府


肇府办〔2004〕89号

印发肇庆市农业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肇庆高新区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肇庆市农业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肇庆市农业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肇庆市委、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肇庆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和《肇庆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实施意见》的通知（肇发[2004]16号），保留市农业局。市农业局是主管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市政府工作部门。

一、职能调整

（一）将农村合作医疗管理职能交给市卫生局。

（二）将指导全市乡镇企业发展的职能交给市中小企业局。

二、主要职责

根据上述职能调整，市农业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研究拟订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制定农业综合开发规划并监督实施。

（二）研究拟订农业产业政策，引导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品品质的改善；研究提出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及财政补贴的政策建议；组织起草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政策法规的实施意见。

（三）研究提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和政策，指导农村集体土地承包、集体资产管理、财务管理和农村审计工作，调节农村经济利益关系；管理农业劳动力和指导其合理转移；指导、监督减轻农民负担和耕地使用权流转工作。

（四）拟订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关政策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促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组织、协调和实施菜篮子工程建设；研究提出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出口和农业利用外资的建议；组织国内外农业展览活动；预测并发布农业生产、农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供求情况等农村经济信息。

（五）组织农业资源区划、生态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工作；指导农用地、农村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农业生物特种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六）拟订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及其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组织重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项目的遴选及实施；指导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基地建设；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

（七）拟订农业有关产业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组织实施农业有关产业产品及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的质量监督、认证和农业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工作；拟订饲料生产的规划并指导实施；组织协调种子、种苗、农药、肥料、兽药、鱼药、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的质量监测、鉴定和执法监督管理；组织市内生产及引进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鱼药、饲料添加剂等产品的审核登记工作。

（八）负责种畜禽管理、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组织实施对市内动植物的防疫检疫工作，组织对疫情的监测、控制和疫病的扑灭工作。

（九）组织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和招商组织实施工作。

（十）研究提出渔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指导渔业发展有关工作；负责渔政渔监工作。

（十一）管理农业机械化工作，组织农机推广应用和安全监理，指导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建设。

（十二）负责向机关并指导直属单位人事、劳动工资、机构编制管理；指导有关社会团体的工作。

（十三）承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和革命老区建设管理工作。

（十四）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农业局设11个职能科（室）：

（一）办公室

协调局机关政务、事务、后勤服务，协助局领导处理日常工作；负责局机关会议组织、新闻宣传、文件材料的收发、打印、保密、档案、信访接待、安全保卫、清洁卫生、车辆管理、印章管理；承担材料综合、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负责起草重要报告和综合性文件；拟订局机关有关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局机关财务、国有资产及基建维修管理；指导和监督直属单位的财务管理，负责编制地方财政拨给农业各项经费以及本部门各项经费的预算、决算和有关统计报送，监督局管各项资金的使用。

（二）计划与政策法规科

组织拟订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组织研究拟订农业有关产业政策；组织和检查监督农业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工作；负责对其他部门起草的政策、规范性文件涉及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条款的审核工作；负责人大、政协建议提案的办理和农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指导农业执法体系建设和农业法规的宣传教育；负责组织并协调职能科室开展农业综合执法工作；负责组织农、牧、渔业的综合调研；研究提出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价格、进出口等政策工作；负责指导、检查、监督农业行政许可活动，承担农业行政许可规定的有关审批工作；承办基本农业建设项目审批和扶持具有示范效应的产业化的工作。

（三）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科（挂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牌子）

组织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工作；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宣传贯彻农村承包合同的法规、制度，指导农村土地承包、耕地使用权流转和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和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负责对农村经济收支、农民收入和与农民负担情况的调研、监测、管理，监督减轻农民负担工作。

（四）市场与经济信息科（挂市菜篮子办公室牌子）

组织实施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掌握指导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常规性工作，负责全市“菜篮子”工程项目的立项、审核、上报工作；负责“菜篮子”工程发展基金的使用安排；会同有关部门掌握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等农业信息的收集，反馈农业经济信息；负责农业信息网络建设工作；组织指导农业部门对绿色食品的生产和规模经营；负责农业标准化的相关工作，组织农业标准的制定、实施，负责农产品质量认证、审核、上报工作；指导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的建设工作。

（五）科技教育与外经科

拟订并实施农业科技、教育、技术推广及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划和相关的政策；管理、指导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和教育培训体系工作；组织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工作；组织重大科研和技术推广项目的遴选及实施；引进动植物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组织科技成果的申报、评审、上报和管理科技成果；指导农业和农民教育，组织农民技术职称评定；负责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指导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负责农用地、宜农湿地及农业生物物种、主管的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和生态农业建设工作；指导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与利用；宣传贯彻农业对外的法规、制度等有关政策；负责组织农业利用外资和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负责外向型农业发展情况调查；负责组织农业招商洽谈、农业展览展销。

（六）种植业管理科

拟订和提出种植业发展规划和重大技术措施；指导种植业结构和布局的调整；负责种植业生产项目建设的实施和管理；组织农作物适用先进技术、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提出耕地保护、补偿与改良的政策措施；负责农田基本建设的规划和组织实施。指导救灾备荒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的储备和调拨；负责化肥、农药、种子等产品的质量监督、检验的有关工作；组织农业植物内检工作；负责种植业的统计工作。

（七）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贯彻执行农业综合开发的方针政策，制订农业综合开发中、长期发展规划；组织指导开展项目前准备和项目立项申报工作；负责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资金的计划安排；检查监督项目开展情况，对竣工项目组织验收；负责项目区从事项目综合开发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

（八）畜牧兽医办公室（挂市饲料工作办公室牌子）

指导畜牧业的结构调整，拟订并提出畜牧业（饲料生产）发展规划、重大技术措施；组织畜禽品种和适用先进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负责动物及其产品的内检、兽医医政、兽药药政和种畜禽、牧草、饲料、饲料添加剂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动物防疫、检疫工作；组织动物疫病控制和扑灭工作；组织制订兽医、兽药、牧草、饲料、饲料添加剂、畜禽品种标准，负责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的监督实施；组织实施畜产资源和牧草地资源保护工作；负责畜牧业的统计工作。

（九）渔业管理办公室

负责渔业行政管理；拟订渔业发展规划和技术进步措施，组织指导渔业结构调整和科技推广；负责渔业资源和水域环境保护，组织选划渔业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指导协调渔业执法队伍建设、渔船检验和渔港监督管理；负责组织水域养殖证、水产种苗生产许可证、捕捞许可证制度的实施和监督管理；负责渔业生产统计、渔业经济调查、系统信息管理发布，重要渔业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报、报批及实施监督管理；负责渔业生产中水产种苗、饲料、渔药、病害防治、渔业机械、渔具渔法、养殖和加工水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指导协调渔港、水产品市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协调处理与毗邻省、市的渔业关系。

（十）农业机械化管理办公室（挂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所）

组织宣传和贯彻落实农业机械化的政策和法规；拟订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重大技术措施；引进国内外先进适用农业机构，引导农业机械产品结构调整；组织农机化的示范推广应用、人员培训、重点科研项目的论证、开发；拟订农机作业规范和技术标准，负责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的安全监理、产品质量检验、鉴定和认证管理；指导农机化推广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负责救灾柴油的安排和农业机械化统计工作。

（十一）人事科（与机关党委办公室、监察室合署）

负责局机关及指导直属单位干部人事、劳动工资、社会劳动保险、培训教育、计划生育等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工作；承办本局和直属单位人员出国、出境有关审查手续；负责局机关、直属单位的党务、政治思想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武装工作；负责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纪检、监察工作，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受理控告、申诉、举报、信访工作，负责局机关和指导直属单位的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工作。

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挂市老区建设办公室牌子）挂靠市农业局，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扶贫开发的方针政策；拟订扶贫开发规划和提出实施办法；组织和指导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和革命老区建设工作；负责监督山区政策的实施；负责县、镇、村、农户的脱贫考核工作；负责扶贫开发资金的管理、监督工作；负责山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有关活动组织工作；承办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人员编制

局机关党委设置按肇办发[2001]5号文规定执行。

五、为离退休干部服务机构和人员编制

设离退休干部管理科，负责局机关和指导直属单位离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党和国家有关离退休干部政策、法规；负责组织局机关和指导直属单位离退休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及党组织生活。为离退休干部服务人员事业编制4名，其中科长1名，副科长1名。


浅议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王胜宇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