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的本质及其要件

钊作俊*

内容摘要：受贿罪的本质在于背离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作为其法定要件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即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又包括利用与其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的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即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但不宜包括事前或者事后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益”既不单纯是主观要件，也不仅仅是客观要件，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与统一；“为他人谋利益”不应被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关键词：受贿罪；本质；要件；立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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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受贿罪的本质属性
对于犯罪的本质，我国学者一般采社会危害性标准说，并进而认为，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的要件中最为决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基于此，我国学界在对受贿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的廉政建设秩序这一点上，争议不大。成为热点的争议问题是其直接客体的内容及其表述，对此，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着以下六种不同的观点：一曰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二曰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三曰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四曰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经济管理的正常活动；五曰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发展和公私财产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六曰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1]
那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从立法的规定来看，受贿罪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一种腐败犯罪。按照有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职务，行使一定的职权，但也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国家赋予其职务和职权不是让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更不是便利其实施违法犯罪的，而是用于为国家、社会和公众服务的。就此而言，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是其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大众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条件，他理应严格依法并适用履行，廉洁从政，奉公守法。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反其道而行之，即属于背离职责的行为，而这种背离职责的行为无疑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因为你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你不应当接受他人的利益；既然你接受了他人的利益，而不管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你的行为就属于不廉洁行为。显然，将廉洁义务作为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适合于所有的接受财物的受贿行为。至于受贿行为对其他社会关系的侵犯，我们认为并非必然：首先，受贿有受贿枉法与受贿不枉法之分，受贿枉法者无疑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发展，但受贿不枉法者并不必然侵犯着国家机关及相关单位的正常活动和发展，而仅仅背离了其廉洁义务；其次，受贿有主动交付财物与被动给予之分，基于被动给予的索贿行为当然侵犯着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但主动交付他人财物的行为，从民法所有权性质上讲是所有权人处分其财产的行为，何谈侵犯着财产所有权呢？再次，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是任何一种经济犯罪都必然危害的社会关系，不具有犯罪客体的直接性和具体性，将其作为受贿罪直接客体的内容，无以正确理解受贿罪的本质属性。何况，受贿行为并不必然侵犯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在汉语语词的意义上，“性”字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系性格、属性、归属、表现之义，其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明确，而刑法中的犯罪客体是一种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作为直接客体的内容似与犯罪客体的本质不相符合。有鉴于此，我们主张用权利义务内容比较明显的“廉洁义务”代替“职务廉洁性”。如是，可以认为，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即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不牟求私利的义务。
既然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那么，何种收受行为才背离这一廉洁义务呢？对此，涉及到贿赂的范围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学界存在着“财物说”、“财产性利益说”和“利益说”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财物说”认为，贿赂仅限于金钱或者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而不包括其他利益，财产性利益当然也不能被包括在内；“财产性利益说”（又称物质性利益说）认为，贿赂除了金钱及其他财物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物质性利益，如提供房屋使用权、设定债权、免除债务、免费提供旅游、提供劳务或者担保、降低贷款利息等；“利益说”（或称需要说）认为，凡是能够满足人的物质或者精神需要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财产的或非财产性的利益，如安排子女就业、解决招工指标甚至提供色情服务等均应视为贿赂。[2]那么，如何根据我国的刑法立法和司法实际状况正确界定“贿赂”的范围呢？学界的通说系采财产性利益说，即贿赂的范围除了包括金钱和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物质性利益。[3]我们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但我们同时认为，司法实践中还应当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作进一步的扩张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据此，财物、财产性利益以外的其他手段似应当被包括在贿赂的内容之中。显然，如果仅仅根据刑法分则关于受贿罪的规定，贿赂仅仅限于财物，最多可以扩张解释为包括着其他财产性利益；但如果从上述反不正当竞争的立法而言，贿赂的范围又不仅仅限于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还包括“其他手段”。何谓“其他手段”呢？显然，只要是供“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所使用的手段都属于之，并且又都属于“贿赂”的范围。再进一步从受贿罪的本质在于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的角度而言，接受任何不当利益的行为都背离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如果仅仅惩治接受财物的行为，而不惩治接受其他利益的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的保护是否全面？是否与受贿的本质相冲突？按照我们对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的理解，接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背离了廉洁义务，接受他人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也背离了廉洁义务，而接受其他利益的行为如接受性服务等，同样背离了廉洁义务。对此，刑法应当作适当修改，将国家工作人员背离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所收受或者接受的任何不当利益都纳入到贿赂之中。事实上，国外有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比如，日本刑法中虽然没有在受贿罪中明确“贿赂”的具体内容，但其判例的解释相当宽泛，具体包括：1、金融利益；2、债务；3、艺妓的表演；4、性服务；5、公私职务的有利地位；6、参与投机事业的机会；7、帮助介绍职业；7、金额、履行期未确定的谢礼；9、将来在建立的公司股票；10、其他满足人们需要和欲望的一切利益。[4]这一解释对我们现阶段的惩腐倡廉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应当将国家工作人员背离职责接受的任何不正当利益都作为贿赂的范围，财产属于贿赂，财产性利益也属于贿赂，即使是非财产性利益，如接受性服务或者观看艳舞表演等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也构成贿赂。当然，这种不能用金钱具体测量的非财产性利益如何作为量刑的根据，我们认为，可以根据行为人接受该非财产性利益而使他人支付的金钱为标准，比如以接受性服务或者观看艳舞表演而由相对人支付的金钱为标准，或者根据行为人接受的非财产性利益的次数如接受性服务的次数在三次以上为标准，考虑其犯罪情节，综合认定。
既然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那么，从理论上讲，只要将侵犯该廉洁义务的行为实施完毕，即构成受贿罪的既遂，而不问该行为是否对其他社会关系造成危害。所谓侵犯廉洁义务的行为实施完毕，就意味着收受或者接受他人利益的行为实施完毕。至于如何认定该行为的实施完毕，刑法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既遂，应从受贿人的承诺时算起，其中，索取贿赂的应从实施索取贿赂行为之时开始；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罪既遂和未遂的界限，应当取决于受贿人是否实际收受了贿赂；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既遂，应以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了私利作为标准。[5]按照我们的理解，受贿罪是以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为内容的罪种，因此，只要收受或者接受了他人的利益，其廉洁的义务和形象就会被现实的危害着。就此而言，受贿罪是以实际上的获取财物为既遂成立要件的结果犯。显然，第一种观点不适当地扩大了受贿既遂的范围；而第三种观点又人为地缩小了受贿既遂的成立范围，相比之下，第二种观点较为可取。在我们看来，已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并且在实际上获得了数额较大的公共财物的，即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构成了现实的危害，从而构成既遂；反之，行为人虽然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得数额较大财物的，则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尚未造成现实的危害，从而属于犯罪未遂；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以后，在获取财物以前自动中止其接受或者索取财物行为的，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的危害也因此终止，属于犯罪中止，如已经向他人要求给付财物的，由于害怕受到刑事追究而中止索要行为的。为受贿的实施准备工具、创造条件的，如为索取他人财物而寻找中介人、介绍人的，等等，均属于犯罪预备；在犯罪的预备阶段，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着手实施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属于犯罪预备，如在寻找中介人、介绍人的过程中，被他人发现制止预备行为的；基于自己的意志而未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则属于预备阶段的中止，如在寻找中介人、介绍人的过程中，打消受贿意念而中止寻找行为的。
二、关于受贿罪的要件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刑法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包括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以及利用本人的职务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第三者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从中受贿；[6]二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方便条件，即利用自己职务上主管、经管、经手的便利条件，而不是指熟悉工作环境的条件，也不是指利用他人职务的方便或影响等条件；[7]三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包括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且包括利用职务的影响而利用第三人的职务之便，甚至包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职务而纯粹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8]对此，我们认为，受贿罪是一种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腐败犯罪，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只有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具有因果联系，才可以称之为腐败犯罪，否则，如果收受财物的行为和职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何谈对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的背离呢？因此，既不能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无限扩大的解释，也不能作过于狭隘的解释。基于此，我们主张，贿赂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当指行为人利用自己所担负职务的便利条件，而不能利用他人担负的职务的便利条件。利用他人职务自己收受贿赂，二者之间不具有因果联系，当然不背离其廉洁义务。显然，上述第一种、第三种观点将利用第三者的职务行为收受财物都作为受贿罪处理，过于宽泛地理解了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便利。就此而言，第二种观点较为合适，但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界定。在我们看来，利用职务之便，就是指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也包括利用本人的职权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所谓利用本人职权，是指行为人直接利用本人职务、职权范围内主管、管理、经办钱物或者其他公共事务所形成的便利条件，这是权钱、权物、权利与利益交易的赤裸裸的最为典型的表现，具有权钱、权物交易的直接性；所谓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利用本人在职权或者地位上处于控制、操纵、干预他人或者处于优势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未直接利用其的职权，但却利用了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优势和便利条件，如果没有其职权或者地位，权钱交易就不可能实现。与直接利用职权所进行的权钱、权物交易相比，这种权钱、权物、权利与利益的交易具有间接性。
需要说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仅指利用本人现在职务上的便利，抑或包括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过去曾经担任但现在已不再担任的某种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现在还未担任但将要担任的某种职务上的便利。对于这两种情况下的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外国刑法中有事前受贿与事后受贿罪的规定。[9]但我国刑法并未有这方面的规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当仅指利用现有职务上的便利，而不能包括过去或者将来职务上的便利。[10]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
如何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及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刑法界存在着“客观要件说”与“主观要件说”之对立。前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这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一个交换条件，因此将其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11]后者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相交换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曰答应。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12]对此如何认识与评价？我们认为，首先，从性质上讲，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利益”，既可以是合法的利益，也可以是非法的利益；既可以是正当的利益，也可以是不正当的利益；既可以是物质性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质性利益。因为刑法对“利益”的性质未作界定；其次，从作用上讲，为他人谋取利益仅仅限定着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而不限定索取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法定要件。因为刑法第385条关于受贿罪的法条中，在“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这句话之前，用的是“索取他人财物的”，而这个“的”字就意味着其前面的意思和后面的意思是并列的；再次，从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讲，“为他人谋取利益”既不可以作纯主观要件的理解，更不可以作纯客观要件的理解，而应当从主客观相结合、相统一的角度予以理解。也就是说，不管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还是客观上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具体案件中，有的可能侧重于客观要件即主要是以客观要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虽然没有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实际已着手为他人谋利益的；有的则侧重于主观要件即主要是以主观要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承诺为他人谋利益但最终由于其他原因没有为行贿人谋取到利益。[13]具体而言，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法定要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认定：
其一，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在事前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明知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是对相对人给付财物的报酬，因此，不管行为人在实际上是否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都完全符合现行刑法对受贿罪构成要件的立法规定。也就是说，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作出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并基于此承诺而接受相对人的财物或者意图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再接受财物的，即构成受贿罪。当然，行为人作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必须与所接受的财物具有因果关系，即接受财物是原因，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结果，没有相对人的给付或者承诺给付财物，行为人就不会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如果行为人作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不是他人给付财物引起的，即非法接受财物与承诺没有因果关系，就体现不出受贿的权钱交易本质，从而也就不成立受贿罪。
在司法实践中，基于承诺所构成的受贿罪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接受财物在先，作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一般是会履行承诺的。但不管行为人在实际上是否履行承诺，只要有这种承诺并接受了他人的财物，就构成受贿罪；二是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在先，而接受财物在后的。对此，行为人一般也是会履行承诺的；但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利益，相对人也交付了财物，但由于案发或者其他原因，而在实际上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这种情况也构成受贿罪；三是接受财物与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往往是在接受他人财物后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其二，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作出过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但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事实上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且其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即接受财物是因，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果。司法实践中这种形式的受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方式：一是接受财物在先，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后，这是最为通常的受贿形式；二是为相对人谋取利益在先，接受他人财物在后。这种形式虽然较少，但只要查明为他人谋取利益与非法接受他人财物具有因果关系，即可以受贿罪论处；三是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发生，这种情况的受贿也比较少见，因此同样需要查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综上，在被动接受他人财物的受贿案件中，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仅仅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接受了他人财物，还不能据此就认为其行为构成了受贿罪。要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还必须同时证明行为人确曾承诺（不论是事前还是事后）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虽然没有承诺，但在事实上、客观上为相对人谋取了利益或者已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其承诺或者实际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与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否则，仅仅被动接受他人的财物，而未有证据证明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存在，按照刑法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就不应当对行为人以受贿罪论处。显然，刑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背离了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的理念，同时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认定上的困难：如果行为人在客观上、实际上为相对人谋取了利益，这属于客观存在、客观事实，对此，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证明，在具体定罪时也不会产生争论；但问题是如果行为人仅仅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由于这种承诺属于主观性的东西，司法实践中往往比较难以认定，从而造成受贿案件的定性困难；有的甚至是虽然作出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但后来又不想为相对人谋取利益，从而对造成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上的困难。因此，为了准确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我们建议，刑法应当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改：要么将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纯记述性的、不需要法官进行价值评价就能作出决定的客观要件，并解释为行为人在实际上为相对人谋取到了利益；[14]要么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在理论上引起争论、在实践中不好证明、不利于操作并与受贿罪的直接客体相矛盾的模棱两可的东西从受贿罪的法定要件中删去，直接将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因为，收受贿赂的行为本身即背离了其廉洁义务。


* 作者简介：钊作俊（1966— ），男，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04.
[2] 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11—612.
[3]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36.
[4] 中日公务员贿赂犯罪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法学研究,1994,(4).
[5] 高铭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695.
[6] 蒋无清.利用第三人职务便利收受财物的行为定性问题探讨[J].人民检察,1989,(4).
[7]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60.
[8] 周其华.严重经济犯罪与严重刑事犯罪的认定与处理[J].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41—42.
[9] 事前受贿罪是指将要充当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在关于其将要担任的职务上，接受请托而要求、约定或收受贿赂的行为；事后受贿罪是指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于其任职时接受请托，关于职务上曾从事不正当的行为或不从事应当从事的行为，要求、约定或收受贿赂的行为。详请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83—784.
[10] 当然，从刑法完善的角度而言，对于事前或者事后接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由于其仍然背离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仍应以受贿罪论处。不过，这已不属于“实然”而系属于“应然”的问题。
[11]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604.
[12] 王作富,陈兴良.受贿罪若干要件之研讨[J].载杨敦先,等.廉政建设与刑法功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136.
[13] 一般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四种情况：其一，已经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尚未实际进行；其二，正在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尚未取得结果；其三，为他人谋取利益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尚未完全实现；其四，为他人谋取利益，已经全部实现了他人的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能仅限于为他人谋取到了利益，只要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至于这种许诺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可以不问。详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下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1139—1140.
[14] 这种立法模式显然不利于惩治受贿犯罪，也与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在于背离其廉洁义务的意蕴相冲突。


标题：受贿罪的本质及其要件
英文：On the Essence and Essentials of Bribery Crime
——发表于《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苏格拉底与案例教学法

刘艺工

苏格拉底（Socrates， 前469-399）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教学方法被称之为辩证法。他主要采用对话式、讨论式、启发式的教育方法，通过向学生提问，不断揭露对方回答问题中的矛盾，引导学生总结出一般性的结论。
“ 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Socratic method)是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法学院最主要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由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郎得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于1870年前后最早使用于哈佛大学的法学教育之中。
为什么“ 案例教学法”又被称为“苏格拉底式教学法”， 苏格拉底与案例教学法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苏格拉底是怎样教学的。有一次，苏格拉底与一位青年学生讨论道德问题。苏格拉底问这位青年：“人人都说要作有道德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道德呢？”那位青年回答说：“做人要忠诚老实，不能欺骗人，这是大家都公认的道德行为。”苏格拉底接着问道：“你说道德就是不能欺骗人，那么在和敌人交战的时候，我方的将领为了战胜敌人，取得胜利，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欺骗和迷惑敌人，这种欺骗是不是道德的呢？”那位青年回答道：“对敌人进行欺骗当然是符合道德的，但欺骗自己人就是不道德的了。”苏格拉底接着问道：“在我军和敌人作战时，我军被包围了，处境困难，士气低落。我军将领为了鼓舞士气，组织突围，就欺骗士兵说，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大家努力突围出去。结果士气大振，突围成功。你能说将军欺骗自己的士兵是不道德的吗？”那位青年回答说：“那是在战争的情况下，战争情况是一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欺骗。”苏格拉底接着问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儿子生病了，父亲拿来药儿子又不愿意吃。于是，父亲就欺骗儿子说，这不是药，是一种好吃的东西，儿子吃了药病就好了。你说这种欺骗是不道德的吗？”那位青年只好说：“这种欺骗是符合道德的。”苏格拉底又问道：“不骗人是道德的，骗人也是道德的，那么什么才是道德呢？”那位青年回答说：“你把我弄糊涂了，以前我还知道什么是道德，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是道德了。那么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才是道德呢？”苏格拉底笑着回答道：“其实，道德就是道德本身。”苏格拉底的意思是，道德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道德概念。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它通过双方的辩论，一问一答，不断揭露对方的矛盾，迫使对方不得不承认错误，从而否定自己原来已经肯定的东西，以求得一般的概念，这种方法当时叫做“辩证法”，苏格拉底是西方最早使用“辩证法”一词的思想家。在与学生讨论中，最初几个问题往往引导出后面的问题。这样，教师要么将学生引导向更高层次的对真理的探索，要么指出学生在回答问题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及在推理过程中发生的缺陷。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是一个逻辑推理和辩证思考的过程，它要求学生对已经存在了的概念和定义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对任何问题都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而不是人云亦云，只重复权威和前人说过的话。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以及对于西方教育和学术传统的形成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郎得尔于19世纪末在哈佛大学首创的案例教学法，主要也是继承了苏格拉底教学法中的这种独立思考和怀疑批判的精神，使学生能够对各种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国法学院把案例教学法作为法学教育的基础。学生主要通过阅读根据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学习法律。郎得尔曾指出：“如果你阅读了大量的案例，特别是判决正确的判例，真理就出现在你的面前。” 他的意思是说，学生将通过阅读法官对于案件的合理判决来学习法律推理。案例教学法的好处是，学生通过案例教学发展了他们如何解决法律问题的分析能力。如果学生掌握了如何进行法律分析，那么即使他不去记忆那些法律条文，他也一样能够运用法律推理能力理解他所不熟悉的法律。这种能力将使法律工作者能够迎接不断面临着的新的挑战。
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学习法律和法律原则，不是通过死记硬背具体的法律条文，而且是通过学习、研究大量的案例来掌握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在上课之前，学生必须认真钻研老师发的案例汇编，查阅相关的资料。在课堂教学上，基本的方式是问答式，对话式或讨论式。教师在讲课中不断提问，与学生一起就某个虚拟的案例或实例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引导学生总结出法律的原则、规则以及各种法律之间的关系。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能够启迪学生的积极思维,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对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大有益处。
案例教学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与批判精神。正如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前校长马克斯· 怀曼（Max Wyman）在一次对法学院一年级学生的讲话中曾讲过下面这些话：“作为学法律的学生，你们必须准备好研究一些法律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在法律文件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深刻思想。你必须做好准备，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当今法律的目的和范围，并且判定该目的和适用范围是否仍然和我们现今的社会道德相一致。确实，作为学习法律的学生，你必须做好准备，对老师们所说的话提出质疑，对他们所说的话永远力求甚解，还要努力证实。如果你只是满足于反刍老师所教，那么，你肯定只会变成个法律操作者，而不会成为法学家。”
那么，案例教学是如何进行的呢？这里举一个例子。“洞穴探索者”是一个著名的模拟案例，它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朗· 富勒（Lon Fuller）杜撰的。富勒教授采用虚构的事件，展示了法官根据这些事件所作的各种判决来反映各种法理学流派的特点。洞穴探索者案件现在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模拟案例，经常使用于美国法学院的案例教学中。通过洞穴探索者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法官是如何根据他对法律的本质和目的认识以及对法律制度的认识来参与法律程序的。同时，为了做到公正的判决，法官是如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难题的。这个虚构的案件简要事实如下：四个人进入到一个洞穴，结果被困在地下。在他们遇救前，要活下来，就必须通过抽签作出选择，吃掉他们中的一个人。尽管这一生存做法的最初提出者随后很快改变了他的立场，但抽签计划还是实行了，最初提议者本人不幸成为牺牲品。后来，其余的三个人遇救。被救下来的三个人后来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现在教师提出问题：遇救的三个人是否有罪，如果有罪的话，如何定罪量刑。这样学生将扮演律师和法官，根据他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以及他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如实证主义法学，自然法学，社会法学等）对此作出判断和裁决。教师将根据学生的回答，指出学生在运用法律推理时出现的错误和法律知识上的缺陷，引导学生对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案例教学法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抓住重点，抓住主要矛盾，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对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地位平等，共同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和法律上的疑点，但在讨论中教师自始至终都应起主导作用。
案例教学法与美国的法律制度，抗辩制的诉讼方式以及法学教育制度，均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的法学教育是高层次的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法学院的学生是从最优秀的申请者中录取的，学生进入法学院的时候，大都已经取得其他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有的学生甚至还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很多人在某一领域已经有所成就，不少人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同时，学生进入法学院还要通过全国性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且成绩优异。此外，在他们进入法学院的时候，还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交际能力，写作能力，并熟练地运用计算机。对他们来说，学习法律不仅仅使学习法律的条文，更重要的是思考法律问题和从事法学研究。因此对他们来说，采用案例教学法是比较适当的。
美国法学教育中采用案例教学法还与美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有关。美国的法学教育主要是一种职业训练，其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律师和法官。因此在法学院学习期间，学生必须学会象律师和法官那样思考问题，认真研究案例。同时，美国法是以普通法或判例法为基础的。普通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法官裁决案件主要是以前的司法判例为基础，即所谓“遵守先例”原则，也就是说今天法庭裁决的案件必须与以前裁决过的类似案件保持一致，不能完全不同，哪怕以前的案件发生在一百多年以前。然而，由于普通法具有灵活性、因此法官在裁决类似的案件的时候，可能与先例有所不同，但是不能完全发生冲突。由于司法判例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美国的法学教育十分注重案例教学。
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能够启迪学生的积极思维,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对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大有益处。从实际效果上看，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大多具有较深的法学理论功底，同时也具备较强的解决法律问题的实际能力。但是案例教学法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种教学方法虽然使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却难以使学生获得系统和完整的法律知识，同时这种对话式和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只适用于部分学生，而不适用于所有的学生。常常是那些思维敏捷，口才较好的学生在辩论中出尽风头，而另外一些学生则常常是一言不发。另外，如果教师对案例教学法运用不当，或者学生课前不预习，也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今天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通行的案例教学法，只是在方法上与古代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有一定的类似，而在内容和目标上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今天的案例教学法，对于教师和学生均提出的较高的要求。它要求师生必须在上课前对某些问题作出深刻思考和充分的准备。因此在美国的案例教学中，一节案例课往往需要化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准备。此外，案例教学法不仅使用于部门法课程中，还广泛使用于诸如法理，法制史等课程中。一百多年来，案例教学法已被美国各大法学院普遍接受，并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学教育制度。


三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制度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可以系统的完整的把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但较少鼓励学生对这些法律知识提出挑战和怀疑。因此，这常常使学生成为一个被动接受知识和记忆知识的机器。因此，一位美国教授指出：“记忆只是一种简单枯燥的机械劳动，而只有思考才能发挥人的潜能，从而推进学术的进步和发展。”
我国的法律制度接近大陆法系，司法裁决的主要依据是成文法和法典，而不是判例，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制度很不相同。因此长期以来，课堂讲授一直是我国法学教育中的主要教学方法。案例教学被置于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
课堂讲授是中国法律院系的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依据教材和教学大纲编写讲义和授课。教师讲授的内容被认为是权威的和天经地义的，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和记忆。如果对老师的观点提出挑战，往往被认为是对老师的不敬，并难以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课堂讲授的好处是，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可以全面、系统地掌握该课程的基本概念、原则和知识。不足之处是，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前人的经验和知识，而缺乏独立的思考。因此，一位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大学的法学教育被当作真理来传授，而不是激发怀疑和批判精神的一种方法。教授的任务是灌输，而不是鼓励学生怀疑现成的理论、探究理论的背景。
案例教学是中国法学教育中比较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案例不被视为是法的渊源或者主要渊源，案例远不如成文法典重要。第二，中国没有专门的案例编纂机构，没有权威的案例可供引用。此外，我国法律院校大学生主要是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间录取的，他们在入学的时候，缺乏必备的社会知识和人生阅历，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较差，如果他们一入学就实行案例教学法，既不现实，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所以，案例教学法只能够在法律系高年级本科生中和研究生中尝试。但是，无论案例对中国司法的实际影响如何，都没有理由低估其在法律教育中的作用。案例分析使学生观察到法律概念如何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从而刺激学生的积极思考。在美国抗辩制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居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而美国的案例教学法，教师和学生亦居于平等的地位，教师和学生平等地就案例共同展开讨论，教师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强迫学生一定服从自己的观点。案例教学要求学生主动参与到法学教育之中，积极思考面临的法律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它对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均大有帮助，对学生毕业之后从事法律职业亦大有益处。目前，国内的不少法律院系日益重视案例教学的重要性，不少院系还编写了案例教材，并在教学中尝试使用案例教学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不少法律院系开始研究英美的案例教学方法。八十年代，中国政法大学聘请美国著名法学教授进行案例教学法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最近几年，清华大学等法律院系，也开始尝试使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国内不少法律院校都编写了案例教学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并日益重视案例教学。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法律院系会越来越重视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法也会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占一席之地。

主要参考文献：
1. Robert Stevens, Law School: Legal Education in America from the 1850’s to the 1980’s, The University of Carolina Press,1983.
2. Gerald Gall, The Canadian Legal System, Carswell, 1990.
3. Catalog of Harvard Law School, 1998.
4. 张尚仁，《古希腊哲学家的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5. 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单位：刘艺工，兰州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邮编7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