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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业军人婚姻问题的批复

1953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人民法院：
你院所属任邱县人民法院于1953年4月11日以民字第1号报告请示关于转业军人刘奎龙与王大体婚姻问题。查来文是油印的，前后款是用墨笔填写的；料想你院也同样收到一份。特将本院批复连同来文抄件送给你院。
本院认为，王大体未经合法与刘奎龙离婚，私自改嫁，是错误的。但转业军人刘奎龙参军后，离家十年没有给家来信，王大体因查询不到刘奎龙下落，乃于1948年与赵各庄毕会生结婚，现已六、七年，并已生两个小孩，坚决不愿与刘奎龙恢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任邱县人民法院动员刘奎龙同意离婚是对的。他现在虽然不同意与王大体离婚，希你院转告任邱县人民法院应本着爱护转业军人的政策，彻底体现司行字第820号联合通知关于《革命军人婚姻问题纪要》第三问题处理意见（一）的精神，具体地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耐心地说服刘奎龙同意离婚。希即转告。

附：任邱县人民法院关于转业军人刘奎龙与王大体婚姻纠纷一案的请示 民字第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刘奎龙，男36岁，任邱县第三区大王果庄人，转业军人。
王大体，女，36岁，任邱县第二区前赵各庄村人，农民。
一、发生问题的原因：
王大体从19岁与刘奎龙结婚，感情一般。刘奎龙从1939年参加解放军，当战士。转战山西、陕西，1952年10月从湖南长沙转业回家时任管理排长。
王大体从1948年旧历2月11日没有经县、区正式手续另行改嫁，与赵各庄毕会生结婚。其改嫁原因据刘奎龙的弟弟刘奎元谈称：自参军后，相隔10年的时间与家无通信联系。（1949年2月才给家来信）。1947年6月、1948年秋前相继在前线报上登载找寻也无下落。1947年有大王果庄刘振岗同志在延安教导队工作，委托刘振岗同志给查阅刘奎龙同志的下落，刘振岗同志来信也没找到。同时有剧社的一个女同志曾经动员过王大体说：“男人参军十啦年没音信你不改嫁干么”。因此向刘奎龙同志的父亲大哭，刘之父给她劝解，让她等一个时期再说。又到县府民政科讨论，也劝说等一个时期再说。
1948年有西古贤村退伍军人崔花荣原先和刘奎龙同志在一个部队，又向崔同志打听刘奎龙同志的下落。崔同志说：“1941年至1943年在一起了，以后就没见过他（指刘），打听了几次没准信，不敢确定有没有了。”
刘奎龙同志的家庭有7口人，父母、弟弟、弟妹及弟弟家两个小孩，耕地15亩。（调查18亩）有房5间，回家后又分给他砖房3间，养驴一头，生活尚能维持。王大体在未改嫁前与公婆关系很不好，有时闹病不给治，并说她装病，改嫁前四、五年，即经常住娘家。刘奎龙自己承认：“……西古贤的一个复员军人说我死了又因她有病，可能我家长对她招待上不够……”基于以上原因，王大体未向政府申请而另行改嫁，已经生有两个小女孩，大的6岁、小的5个月。
关于这个问题，在1949年4月间，因刘奎龙来信后刘奎元曾向政府控告王大体私自改嫁，因为王大体那时因怀孕6个月，进行动员，王大体坚决不回刘奎龙家，而刘奎元给刘奎龙去信，说明王大体已经改嫁，刘奎龙给家中来信也未提及此事，当时未作完满解决。1952年10月刘奎龙转业回家，才又提起控诉，坚决要求与王大体恢复夫妇关系。
二、对本案的处理经过
结合转业委员会、民政科、妇联会以及大王果庄、边各庄、前赵各庄三村的干部，首先动员女方与毕会生脱离关系，仍与刘奎龙恢复夫妇关系，与转业军人作夫妇，是无尚的光荣。而王大体坚决不回去，又对刘奎龙作动员说明转业军人回家生产，结婚而是为了安家立业，双方已经十几年不在一起，她已改嫁七、八年，生有两个小孩，已失去夫妇感情。再者你的家庭及群众都一致认为你已经牺牲，在这种情况她才改嫁，不能认为她改嫁完全是非法的。经过这样大的场合共计5次，双方各走极端，此外，转业委员会李芳型同志与刘奎龙个别谈过两次，民政科朱科长个别谈过一次，仍不听从。但是关系到转业军人的婚姻问题，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司行字第820号联合通知第三问题第（二）款，对女方处理于事实有些不妥，而将婚姻判离，刘奎龙又是多年的老革命军人，又恐造成坏的影响，我们感到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特此呈请从速赐示为盼。
1953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