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应然与现实中的实然--论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调解

蔡武


　　调解制度是我国在纠纷解决当中一项有效且便捷的纠纷解决制度，是由中立第三方主持，在查明纠纷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纠纷当事人在合法、自愿的前提下秉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对双方的纠纷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定纷解争的一种活动。我国的调解制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在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思想上充分体现了我国现代法治和谐的基本要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种当初基于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而作出的规定，随着行政审判实践和理论界的研究而产生动摇。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最高法院已经根据行政审判实践提出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法院可以就协调解决行政争议之方式进行探索和实践，总结经验。

　　从理论上来讲，行政诉讼法上的调解与民事诉讼法上的调解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都具有诉讼法和实体法上的行为的双重属性。行政诉讼中采用调解是当事人以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为处分标的双方合意行为，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与判决书的效力相当，从而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因此行政调解制度的构建是顺应司法为民这一历史要求的，应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助推器”。笔者试从法学理论与审判实践上论述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可行性，在与法学同仁进行商榷的同时，也希望在今后行政诉讼法修改时能将在现实实然中早已存在并应用的行政诉讼调解不再是停留在实际操作层面而是上升到法律层面。

　　一、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建国前有效地解决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内部纠纷，并在建国初期得到发展。在1991年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时间时里，调解是审理民事纠纷的主要主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判方式的改革：着重调解的工作方式，使调解制度得到了规范并发挥了其优势。

　　人民法院作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各种矛盾和纠纷的终局解决者，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诉讼调解。人民法院在坚持合法、自愿原则的前提下，促使纠纷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秉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所最终达成的调解，既体现了法治精神要求，又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是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诉，能够实现纠纷和矛盾的彻底解决，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的发生。我国目前诉讼每年都呈增长趋势，案件判决率，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社会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一定的信任危机，而调解结案则可以极大地避免这种现象。调解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难除了信用金融诚信体制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腐败等原因外，关键点还是在于义务人没有履行能力，但调解的结案的纠纷当事人一般都能自动履行，很少有案件需要法院强制执行的。调解与效率的关系与法官和当事人情况直接相关，特别是审前调解和简易程序中的调判结合，可以较大地提高法院的审判工作效率，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有利于法院资源的合理分配。而且，调解可以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外一并解决双方更多的争议，而不必另案处理，符合法院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主题。保证审判的效果，维护社会稳定，既是社会各界对法院的要求，也是法院保护自身建设的需要，调解可以达到当事人无反悔、无申诉、无上访的最佳纠纷解决效果，是司法的理想境界。

　　理论固然来源于实践，但其一旦形成，则可对实践发挥能动的指导作用。建立行政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中发挥调解的特殊作用，是解决行政争议实现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

　　二、在法律上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必要性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中已经规定审查和确认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所作的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正确，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人民法院不应进行调解，而应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判决。如此规定说明，调解的实质是参与调解的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对自己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作出实质上的处分，以牺牲一定的权利为代价求得争议的解决。因此，调解只适用于那些有完全处分权利来处分自己的褓和程序权利的诉讼形式，而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不是该项权力的绝对所有者，无权自由处分本质上属于国家的行政权，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方式，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不适用调解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特有原则。我国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在贯彻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立法精神的同时，大量行政案件变相地适用调解解决行政争议已成为我国当下行政审判当中公开的秘密，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院默许或者动员下通过协调解决行政争议的事实，已经悄然升起，行政诉讼不允许调解的规定早已名不符实。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能调解却可以和解，大部分行政诉讼案件通过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原告撤诉而结案。据此，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已成为必要。

　　（一）域外行政调解的运用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审查和行政诉讼中，都不同程度地允许当事人和解或者法院进行调解。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讼之善意解决之和解。”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可，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第三人经行政法院许可，得参加和解。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通知第三人参加。”另外从瑞士、日本等国的有关法律条文中也可以推知，他们在行政诉讼中是允许法官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的。在域外，既有关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明确规定，也有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据此，域外审判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

　　（二）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与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具有统一性。

　　行政诉讼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相对人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制度，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而言，其作用的发挥应倾向于对行政权的制约与监督，而不是维护，这是国家权力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应当是正义和平等价值在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具体体现。行政诉讼只有保持与法的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定位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救济和补偿的基点上，才是符合正义的有价值的良法。行政诉讼的运作过程和处理结果，从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对人来说，其直接动力和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寻求司法救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不是行政相对人追求的诉讼目的，及时解决纠纷和矛盾是行政相对人的需要。

　　（三）实践表明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已成为我国的现实必要。

　　我国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工作长期以来过于刚性，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做法，实际上把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视为不可调和的双方，从审判实践来看，行政案件撤诉率有居高不下的现象已经说明，大量的行政案件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协商、协调的方式以原告撤诉的方式得到解决，有的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达到原告撤诉的结果，有的因法定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主动与行政机关交换意见，有的是诉讼外被告给予原告某些好处而使原告撤诉，而作为解决纠纷的主导者法院对申请撤诉的一般地都予以准许。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限制和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一些说服教育工作。与其让这些变相的调解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准予当事人调解、协商，由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不违反当事人自愿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确认协议的法律效力，使调解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诉讼工具。

　　（四）对行政权力的不断深入认识使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具有理论上基础。

　　随着现代行政管理权的在实践中的不断行使，人们对行政权力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入，主张行政机关绝对不能处分行政权力的观点已不能自圆其说，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无疑包括羁束性权力和裁量性权力，虽然行政机关对羁束性权力不能自由处分，但是，裁量性权力行政机关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则是可自由处分的。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享有自主权，行政法规也赋予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在行政程序中追求法律地位平等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公权不能自由处分”排斥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已经缺乏理论的支持。正是由于存在行政裁量行为，法律禁止行政诉讼调解几乎是不可能的，按照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的公权力在法律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不得行使，而作为私权利在法律没有禁止的情况下，就可以处分。但公权力无论是在行政程序阶段还是诉讼程序阶段，均存在一个自由裁量的幅度问题，所以，行政主体对公权力的进行处分并做适当的让步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自主权应得到法律的保障。

　　三、如何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是指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过双方的协商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行政纠纷解决途径。但应当明确的是行政诉讼的调解不同于诉讼中的和解。诉讼中的和解是指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议相互让步以终结诉讼、解决纠纷为目的的一种法律行为。诉讼中的调解具有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的双重含义。调解在行政诉讼中不应作为一项原则，而应作为诉讼活动中的审理和裁判方式。从调解制度应具备的基本内容分析，行政诉讼的调解应当遵循以下要求：

　　（一）行政诉讼调解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下进行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

　　调解就是解决纠纷并终结诉讼，调解合法成立后具有与裁判等同的效力。行政诉讼调解要充分体现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意愿，要同时能够保障原告有与被告平等协商的能力，坚持合法性调解应确立为行政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很多情况下，依法调解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还能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行政机关不能在调解中超越或者放弃法定职权，在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调解的低成本、高效率，达到纠正违法或不合理行政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调解适用的范围应当有所限定。

　　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处分行政权能，从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权力看，行政诉讼中并非任何争议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适用调解，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使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受到限制。而且对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作出限制，可以防止调解权的滥用，保障行政诉讼立法宗旨的实现。因此，在行政诉讼应建立有限的调解制度：在法律中有明确限制性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协商，在法律中没有限制性规定的，调解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说明，有的行政行为使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有的行政行为因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使行政机关不享有自由裁量权。据此，适用调解解决的行政争议可以有以下几类：

　　1、对行政主体的非强制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行政争议可适用调解。
浅论基因纠纷中法律责任的司法认定
刘长秋 刘迎霜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得包括基因技术纠纷、基因权利纠纷以及基因犯罪等在内的各种纠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司法实践中，成为司法者所必须应对的现实挑战之一。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对基因纠纷中的法律责任的认定问题已成为司法实务部门倍感棘手的一个问题，而该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严格的法理论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基因纠纷中法律责任的司法认定问题，对于司法者正确适用法律以维护司法公正，无疑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拟从相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三个角度对该问题加以研究。
一、基因纠纷中的民事责任之司法认定
基因纠纷就是指围绕基因技术和基因权利等问题而引发的各种纠纷。在民事方面，这类纠纷主要表现为四类：其一是基因技术合同纠纷，即由于当事人就基因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而签订合同时所引发的纠纷；其二是基因环境民事纠纷，即由于基因工程操作事故而对环境或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害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其三是由于基因人格权、基因所有权及基因财产权等具体基因权利而发生的民事纠纷；其四是因基因治疗而引发的民事纠纷。那么，司法者对四种民事纠纷中的民事责任应如何加以认定呢？是适用统一的法律规定，还是不同的归责原则呢？我们认为，对于以上四种民事纠纷，司法者在具体认定法律责任时所适用的法律及遵循的归责原则是存在差别的。下面，我们将分别加以分析：
1．就基因技术合同纠纷而言，这类纠纷在本质上应属于合同纠纷，或者说得具体一点，应属于技术合同纠纷。我国现行《合同法》对技术合同作出了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显然也应当适用于基因技术合同。依此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基因技术合同纠纷所引发的民事责任，司法者应当依照《合同法》关于技术合同的规定来加以认定。
2．就基因环境民事责任而言，这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应当适用特殊的法律规定与归责原则。首先，从民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在基因工程对环境及周围人们的人身健康或财产具有潜在负面效应的情况下，基因工程作业实际上属于高度危险作业，而一旦从事这种作业的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其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就应当是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致害人主观上无过错，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其次，从环境法学的角度来看，基因环境民事责任说到底是一种环境民事责任，对于该种责任，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环境保护法》都分别有明确规定，即由致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3．就基因人格权、基因所有权及基因财产权纠纷引发的民事责任而言，我国现行民法还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然而，由于基因人格权、基因所有权与基因财产权本质上也分别是人格权、所有权及财产权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对这种民事纠纷所引发的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可以比照民法关于人格权、所有权及财产权的规定进行，在归责原则上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并在进行诉讼时，遵循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
4．就基因治疗所引发的民事责任问题，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笔者以为，由于基因治疗也是一种医事行为，因而其民事责任的认定就应按照与一般医事行为相同的归责原则来进行，在具体认定时适用医疗法的有关规定，在诉讼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医方（或治疗方）承担举证责任。
二、基因纠纷中的行政责任之司法认定
因基因技术、基因权等问题引发的民事责任是基因纠纷中最为常见和主要的一种责任纠纷，除此之外，基因问题还会引发一些行政责任纠纷，这种纠纷也是一种较为重要的法律纠纷。根据责任归属的不同，基因纠纷中的行政责任可以被分为两类：一是由国家所承担的行政责任，二是由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和单位所承担行政责任。这两种行政责任归属的司法认定都必须以基因技术法的明文规定为依据。
首先，就国家所承担的行政责任来说，这种行政责任主要是由于主管基因科技的生命科技主管部门违反基因技术法的规定，不履行监管职责或者错误行使监管权引发的，其产生直接根源于生命科技行政主管机关的基因科技监管权。基于此，我们以为，对于基因问题所引发的该种行政纠纷之行政责任的司法认定，应当以现行基因技术行政法对基因科技行政主管机关之行政职责的规定为法律依据。我国现行基因技术法基本上都对基因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基因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是否严格依照这些规定而认真履行职责将是认定基因技术与基因权行政纠纷中的行政责任的一个主要依据。例如，我国《人类遗传资料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共同负责管理全国人类遗传资源，联合成立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而第八条则紧接着规定，“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暂设在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务院科学技术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行使以下职责：（一）起草有关的实施细则和文件，经批准后发布施行，协调和监督本办法的实施；（二）负责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的登记和管理；（三）组织审核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项目；（四）受理人类遗传资源出口、出境的申请，办理出口、出境证明；（五）与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有关的其他工作。”依据这些规定不难得知，作我国人类遗传资源行政主管机关的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具有“负责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的登记和管理”等的行政职责，假如其不履行这些行政职责，对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的遗传资源不予登记和管理，则就显然违背了其行政职责，依法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其次，就行政相对人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来说，这种行政责任是由于行政相对人实施了违反基因技术行政法的行为所导致的。基因技术行政法作为法律，具有普遍适用性，任何人都须遵守。这一点，对一般公民或组织来说如此，对专门从事基因科技活动的个人与单位而言，更是如此。为了保障基因科技活动的规范进行，我国基因技术法对行政相对人的基因科技活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果要进行基因科技活动都必须依照这些规定来进行，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被处以行政罚款等。因此，对从事基因科技活动的行政相对人行政责任的司法认定也必须要以相关的行政相对人是否违反基因技术行政法的规定为依据，如果其违反了基因技术行政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就应认定由其承担行政责任。这是认定基因纠纷中作为行政相对人一方的基因科技研究、开发单位及基因科技工作者行政责任的一个基本准则。
三、基因纠纷中的刑事责任之司法认定
基因问题还可能会引发刑事责任。具体而言，在基因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或咨询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违法行为以致构成了犯罪，则相关行为人须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例如，在进行基因技术研究过程中，非法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造成重大环境资源事故的；或者在基因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获取他人基因而造成基因所有者死亡或伤害的；再或者，在从事基因技术开发的过程中，违反国家保密法的规定，泄露国家基因科技机密的……。这些行为都将会触犯刑律，而相关行为人依法也都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如何具体认定这些责任呢？我们以为，司法者应当从主体、客体、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这四个方面具体考察相关行为的犯罪性。具体来说：
1．在主体方面，行为人是否属于刑法所规定的该类犯罪的主体范围。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犯罪主体须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如果认定泄露国家基因科技秘密的行为人应承担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刑事责任，则泄露国家基因科技秘密的行为人就必须符合该罪的主体特征，即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否则，就不应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在客体方面，行为人的犯罪性为所侵害的是为刑法所保护的特定客体。还是以泄露国家基因科技秘密为例，如要认定行为人承担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刑事责任，则行为人泄露国际基因科技秘密的行为需要以侵害国家的保密制度为前提。如果行为人的泄密行为没有侵害国家的保密制度，而是侵害了单位的保密制度，则也不能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认定行为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3．在客观方面，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特定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要求。如非法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造成环境资源事故的，如司法者认定该种行为的行为人应承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事责任，则依照刑法规定，必须符合以下两项要求：（1）行为人违反了法律关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规定；（2）行为人实施了向环境中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包括转基因生物）的行为。否则，就不得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不得要求行为人承担这一犯罪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4．在主观方面，行为人须具有过错，即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假如行为人实施了相关的危害行为而其主观上却并无过错，或者一定的危害后果是由意外事件所引起的，也不得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而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本文发表于《山西审判》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