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经贸委 海关总署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经贸委 海关总署）
二00二年一月十五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公平贸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和非歧视的原则管理化肥进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是指在公历年度内，国家确定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化肥品种以及年度市场准入数量，在确定数量内的进口适用关税配额内税率，超过该数量的进口适用关税配额外税率。
第三条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为全球配额。
第二章 化肥关税配额管理机构
第四条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经贸委）负责全国的化肥关税配额管理工作。
第五条 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化肥品种和年度配额总量由国家经贸委对外公布，并同时公布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确定的关税配额商品税目及配额内外税率。化肥关税配额税号目录见附件一。
第六条 国家经贸委负责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的总量管理、发放分配、组织实施和执行协调。
（一）国家经贸委负责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量内，根据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及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对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进行分配。
（二）国家经贸委根据化肥关税配额的年度进口执行情况，对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的分配予以及时调整。
（三）国家经贸委负责设立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咨询点，提供咨询。
国家经贸委授权的化肥关税配额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授权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的发证、统计、咨询和其他授权工作。国家经贸委授权机构见附件二。
第七条 海关对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商品依法实行监管、征税、稽查和统计，并负责定期公布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商品进口情况。
第三章 关税配额内进口
第八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以下简称为“申请单位”），在其经营范围内均可向所在地区的授权机构申请化肥进口关税配额。
第九条 国家经贸委将于每年的9月15日至10月14日公布下一年度的关税配额数量。
申请单位应当在每年的10月15日至10月30日向国家经贸委提出化肥关税配额的申请。
申请单位有关关税配额的咨询可向国家经贸委及其授权机构提出，应在10个工作日内答复。
第十条 尿素、磷酸二铵、复合肥的进口，依据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原则进行分配。
第十一条 国家经贸委分配关税配额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申请单位以往的进口实绩；
（二）、申请单位的生产能力、经营规模、销售状况；
（三）、以往分配的配额是否得到充分使用；
（四）、新的进口经营者的申请情况；
（五）、申请配额的数量情况；
（六）、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第十二条 国家经贸委根据各地区生产和市场需求，于每年12月31日前将化肥关税配额分配到进口用户。
国家经贸委应当及时将年度关税配额总量分配方案和关税配额证明实际发放的情况抄送外经贸部。
国家经贸委或者其授权机构依据本办法签发相应的《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式样格式见附件三），并加盖“化肥进口关税配额专用章”（式样格式见附件四）。《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需要延期或变更的，一律重新办理，旧证同时撤消。
第十三条 进口化肥关税配额产品时，进口单位向海关提供《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的，海关按配额内税率征税。进口关税配额内化肥，海关凭《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验放，并按照贸易方式分别统计进口。
第十四条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和“化肥进口关税配额专用章”由国家经贸委统一监制。
第四章 关税配额有效期及调整
第十五条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公历年度内有效，《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在公历年度内有效期不超过180天。
化肥关税配额持有者，在配额证明有效期内未完成进口时，可以到原发证机构办理延期手续，最长期限不超过前款规定。
第十六条 化肥关税配额持有者，如在当年无法完成进口的，应当在9月15日前将配额证明退还原发证机构。
第十七条 国家经贸委每年9月15日至30日受理重新分配关税配额的申请，并于当年10月15日前将退回的关税配额重新进行再分配。
第五章 国营贸易和非国营贸易
第十八条 国家对化肥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国营贸易企业名单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外经贸部确定，由外经贸部对外公布。
第十九条 国营贸易企业按照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正常的商业条件从事进口经营，不得以非商业因素选择供应商，不得拒绝其他企业或者组织的委托，也不得歧视非国营贸易企业。
第二十条 按照规定的资格和条件，有关企业可以向国家经贸委申请成为非国营贸易企业。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外经贸部负责认定，由外经贸部对外公布。
第二十一条 国家可以安排一定数量的关税配额，由非国营贸易企业进口经营。其中：
（一）、尿素每年不少于10％的关税配额安排非国营贸易企业进口经营；
（二）、磷酸二铵第一年不少于10％的关税配额安排非国营贸易企业进口经营，以后每年增加5个百分点，最终非国营贸易进口比例达到49％；
（三）、复合肥第一年不少于10％的关税配额安排非国营贸易企业进口经营，以后每年增加5个百分点，最终非国营贸易进口比例达到49％。
第六章 罚则
第二十二条 进口关税配额仅限于申请单位自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不得转让或者倒卖。对违反规定的，国家经贸委负责收回其《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情节严重的，取消其申请进口关税配额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配额证明持有者未能在配额证明有效期内完成进口，又未在规定期限内将配额证明退还原发证机构的，国家经贸委将相应扣减其下年度关税配额。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凡具有化肥进口经营权的企业均可按关税配额外税率进口化肥，没有数量限制，无须许可，海关凭进口合同按配额外税率征税验放。
第二十五条 对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订有关税互惠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关税配额化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规定的配额内税率或者配额外优惠税率征税。
对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订有关税互惠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关税配额化肥，按配额外普通税率征税；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特别批准，也可以按配额内税率或者配额外优惠税率征税。
第二十六条 化肥关税配额的进口经营、购汇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经贸委、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二00二年二月一日起施行。
附件：一、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管理税目、税率表。
二、国家经贸委授权的关税配额管理机构。
三、《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式样。
四、“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专用章”印模。
上诉不加刑原则：困境及其修改
许建添
摘要：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够完善，“曲线加刑”情况普遍。今后立法修改应规定检察机关（或是自诉人）为被告人利益而提起的抗诉（或上诉）案件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检察机关不得恶意抗诉，规定发回重审部分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同时规定不得通过再审变相加刑。
关键词：上诉不加刑 变相加刑 困境 修改
当前，《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讨论炙手可热，人权问题倍受关注，与被告人权利密切相关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上诉不加刑原则，1996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仍然肯定了这一原则，并作了限制。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7条中对上诉不加刑的适用范围作了限制。但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困境重重，应当进行再修改。
一、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困境
上诉不加刑在司法实务中往往会陷入尴尬境地。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的规定来看，在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只适用于只有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如果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或者在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的同时人民检察院也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也提出上诉的，则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和第191条规定，下列案件可发回重审：一是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可撤消原判，发回重审；二是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诉讼程序的，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最高院的《解释》第257条规定，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被告人的上诉不加刑的权利受到几个方面的威胁：1、检察院的抗诉或自诉人的上诉；2、发回重审后加刑；3、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后加刑。如此一来，尽管刑事诉讼已经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通过各种途径仍然可加对被告人予以加刑，即“曲线加刑”，使得上诉不加刑原则流于形式，名存实亡，形成一种尴尬局面。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再修改
1.规定检察机关（或是自诉人）为被告人利益而提起的抗诉（或上诉）案件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实践中，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一般是于被告人不利的抗诉，但是，如果承认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捍卫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非单纯的“诉讼斗争的机器”，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人民检察院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利益而抗诉的可能[1]。同时，对检察机关为被告人的利益而提起的抗诉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通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58条规定“如果上诉是由公诉被告人独立提起的，或者由检察官为他的利益提起的，或者的法定代理人提起的，对于被声明不服的判决的刑罚种类和量刑方面，不得做出不利于公诉被告人的变更。”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02条也规定，“对与由被告人提起控诉或者为被告人的利益而提起控诉的案件，不得宣告重于原判决的刑罚。”
在自诉案件中，很多是发生在邻居之间，自诉为了惩罚被告人，但有些自诉人并不想“严惩”被告人，也完全有可能为了被告人利益而上诉要求减轻刑罚。而且，如果从司法权的性质和诉讼基本原理出发，为被告人利益的抗诉或自诉也不应当加刑。首先，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及正确实施，当然包括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实施监督，以及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尽管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同属于司法机关，人民检察院抗诉也要受到抗诉条件的限制，但对于个案的法律意见未必是相同的，况且现实中也的确存在被告人的判决过重的情况，行使监督权的检察机关此时为了被告人的利益提出抗诉反而使其处于更不利的处境的话，将完全抹杀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品格，其监督权还有意义否？其次，在现代司法制度下，司法被动是司法权运作的鲜明特征，在诉讼理论上就是“不告不理”。如前所述，不告不理原则不仅表现在程序启动方面，而且还体现在裁判的范围方面，即如果没有提出请求，法院不应主动对特定的问题作出裁判。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上诉不加刑原则与不告不理原则有内在的逻辑推衍关系，其内容亦体现了不告不理原则的内在精神。基于上诉不加刑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或地区，我国澳门刑事诉讼制度就这样规定：“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不只限于嫌犯提起的上诉，也包括检察院专为嫌犯的利益提起的上诉或嫌犯与检察院同时为嫌犯的利益而提起的上诉”。[2]
2.规定检察机关不得恶意抗诉，若恶意抗诉，将受到责任追究。实践中，在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的同时人民检察院也提出抗诉，一种可能是当被告人上诉时，人民检察院也提出为被告人利益的抗诉，显然，应当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另一种可能是在被告人先提出上诉以后，人民检察院才提出抗诉。目前司法实务中的做法是“同时上诉抗诉以抗诉论”，在理论界也一直无人持有异议。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值得探讨。一是二审法院在受理被告人的上诉后有可能暗示或通过其它方法让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从而达到给被告人加刑的目的；二是被告人的上诉可能“惹怒”控诉机关，控诉机关会觉得被告人“不老实”，便提出恶意抗诉，使被告人“上诉不加刑”的权利成为空谈。被告人在接到一审判决后不服，本可利用自己最后的上诉的权利来获得更高级法院的裁判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却因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而有可能使自己处于更不利的处境，事实上此时被告人的权利就是受到了制约。上诉不加刑还蕴含的一个原理就是“控辩平衡”原则，更好的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与上诉权，使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得到上升，通过上诉权的行使启动二审程序，从而通过二审程序间接的行使监督的权利。而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度又决定了被告人在二审被加重刑罚的情况下无法再上诉。此时，被告人的上诉权其实是一个形式而已，行使这一所谓的“权利”却有可能招致检察院的抗诉，有可能恶化自己的境地，那么被告人就存有顾虑，明知一审有错也会害怕行使上诉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仍应当适用上诉不加刑。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不能发现此种情况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好处：一是可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更好的落实宪法的保障人权原则；二是可以促使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检察权，对有错误的判决及时提起抗诉；三是可以加强一审法官的责任感。因此，为了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在被告人上诉后人民检察院再抗诉的，适用上诉不加刑是有必要的。至于可能导致的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情况，笔者认为仅仅是可能，如果被告人完全服从一审判决，是不会提出上诉的，而且此时诉讼效率的降低也是程序正义必须代价。
3.规定发回重审部分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发回重审后能否加刑，有学者罗列了几种情况：[3](1)检察机关指控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种类的犯罪事实，原审法院只认定其中一部分，重审时在检察机关指控的范围内，法院认定了比原审更多的犯罪事实，且证据确实充分，在这种情况下，一审定一罪，重审可能定两个以上的犯罪，量刑可以加重。(2) 检察机关指控同一种类的数个犯罪事实，原审法院只认定其中一部分犯罪事实，重审时在检察机关指控范围内，法院认定了比原审更多的犯罪事实，且证据确实充分，在这种情况下，一审定一罪，重审也定一罪，但量刑加重了。(3) 检察机关指控一种较重的犯罪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较轻的犯罪事实，重审时法院认定了检察机关指控的较重犯罪事实，这时也可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等等。表面看来，这三种情况都与原来被指控后认定的罪名不同，似乎可以加刑。其实这种观点忽视了我国刑事诉讼整个程序的连贯性，“只见草木不见森林”，是不足取的。从侦查开始到起诉、审判、执行，前后都具有密切联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里面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10日以前送达被告人。这一规定有利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开庭前了解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内容，为辩护作好准备。因此，被告人及其律师对人民检察院指控了几个或几种犯罪事实、同一种类的一个或几个犯罪事实以及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轻重都应当是清楚的。若被告人知道在一审中存在没有被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或是一审法院认定了比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要轻的犯罪事实，在行使上诉权时必然心存顾虑。因为上诉后尽管对这些犯罪事实在二审没有被认定，却有可能被发回重审从而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处境。这样的话，上诉不加刑不就流于形式了吗？
发回重审案件的审理，应当立足于核实原审程序是否合法，案件事实为什么不清楚，证据为什么不充分，并在此基础上对发生变化的案件事实予与区别对待。原判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原因有可能是多方面的，有可能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包括被告人方面和控诉方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因不可抗力使证据收集有困难。被告人如果在原审中如果有毁灭、伪造、改造证据的行为，而造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重审在查清事实后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可以加刑。此时可以加刑应该说体现的是法律的公正与威严，是对被告人的一种惩罚。同时这样做可以收到附随效果，可以预防被告人滥用上诉权逃避刑罚。被告人如果在原审中有毁灭、伪造、改造证据的行为，那么因为发回重审后还是可以加刑，就不敢轻易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来逃避刑罚，从而使刑事诉讼任务得以充分实现。相反，如果是控诉方在一审中所提供的证据不足或违法取证，使得判决“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在只有被告人上诉后发回重审的，不能加重被告人刑罚。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控诉方的错误造成的后果理应由控诉方自己承担，而不能转嫁责任于被告人。
4.规定不得通过再审变相加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这一规定无疑为加刑又提供了一道方便之门，应当修改，是“司法欺骗”的表现。假如刑罚低于量刑幅度的最低线，即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的条件，而又没有检察机关的抗诉，那就不仅一审审判人员有失误，公诉人也是一种失职。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而加刑，就会把国家司法机关的错误转嫁到被告人身上，是不合理的。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573.
[2]周士敏.澳门刑事诉讼制度论[M].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1:232.
[3]金泽刚.发回重审案件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J].法学,2001(1).